清穆宗同治九年（公元1870年）七月二十六日，南京城的一场军队操练吸引了不少百姓的目光。在这场活动结束时，一名清朝的高级官员正准备离开，回到总督衙门。就在他穿行在人群中时，一名年轻男子突然从人群中冲出，挡住了他的去路。

这名男子快速跪下，以越级上诉的名义开始告状。眼看周围围观的百姓越来越多，官员只得走上前询问情况。就在官员俯身问话的一瞬间，这名年轻男子从衣袖中猛地抽出一把锋利的匕首，刺向官员的胸口。官员未能反应过来，随即倒地不醒，经过一晚的抢救无效，次日宣告死亡，年仅49岁。

刺杀者名为张汶祥，而遇害的官员正是时任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的马新贻。这一事件，就是史称“刺马案”，由于案件扑朔迷离，涉及诸多谜团，它与“杨乃武与小白菜案”“名伶杨月楼冤案”“太原奇案”并列为“晚清四大奇案”。

马新贻出生于清宣宗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山东省曹州府菏泽县的一个回族家庭。他的祖先原本来自西北，但马新贻本人却选择了依靠科举考试进入官场。作为一名科举进士，马新贻的排名虽不算优秀，位列第三甲第六名，但依旧能够开始他的官场生涯。

1847年，年仅27岁的马新贻考中进士，但由于缺乏背景和名次靠后，他未能进入翰林院，也无法留在京城，而是被分配到了安徽省担任候补知县。在当时，许多官员因人满为患，实际上只能在候补状态中度过。马新贻在安徽省沉寂了两年，直到1849年才获得署理太和县知县的机会，但那时他依然没有实权。

直到1852年，朝廷才正式任命他为安徽省建平县知县，这个职位属于正七品，几乎没有升迁的机会。按当时的惯例，科举上来的官员几乎都难以从地方官升迁到朝廷，更不用说达到封侯拜相的级别了。然而，命运总是在最不经意时给人带来转机。

1853年，太平天国的革命风暴席卷安徽，局势一片混乱，太平军迅速占领了安庆及安徽南部大片地区。在这种危机时刻，许多官员选择了逃亡或寻找借口调职，但马新贻没有选择避难，而是毅然投身战斗，参与抵抗太平军。

马新贻带领民团参与战斗，在1855年，他成功夺回了庐州，并因此被朝廷任命为庐州知府，属于从四品的官衔。马新贻从正七品的知县，一跃升为从四品的知府，算得上破格提拔。

然而，战乱中的升迁并非易事。1857年，太平军联合捻军进攻安徽省北部，马新贻继续带领清军抵抗，在舒城一战中获胜，朝廷因此再次破格将他提拔为道台，属正四品。但由于当时并没有空缺的道台职位，马新贻的任命仅为虚职。

1858年，朝廷再度任命马新贻为代理安徽省按察使，属于正三品官衔。他的升迁速度令人惊讶，但也意味着他将面临更多的挑战。在此期间，太平军再次进攻庐州，马新贻的民团全军覆没，庐州失守，他也因此被革职留任。幸运的是，由于他之前的战功，朝廷给他较轻的处分，保留了庐州知府的位置。

与此同时，马新贻收到了母亲去世的噩耗，按清朝的规矩，他应回山东老家进行丁忧。但由于战事紧急，安徽巡抚李孟群请求朝廷特批他继续留任，这一请求被朝廷批准，马新贻因此得以继续参与朝廷事务。

通过多次的破格提拔，马新贻逐步跻身于省级官员行列，逐渐显露出他在仕途上的独特才能。最终，在1861年，马新贻成功升任安徽省布政使，这标志着他达到了仕途的巅峰。

然而，就在他风头正劲时，慈禧太后决定将他提升为闽浙总督。这个任命令所有朝臣震惊，因为此时的马新贻只是一个刚刚升任布政使的官员，而闽浙总督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。朝中许多人质疑马新贻的能力和威望，连李鸿章也公开表示不满。

然而，马新贻并未因外界的质疑而动摇，他深知自己肩负的责任和使命。由于湘军势力在南方的扩张，慈禧太后选择了马新贻作为打压湘军的关键人物，这使得马新贻不得不在风口浪尖上前行，面对曾国藩强大的权势，他心中充满了忐忑。

在面对慈禧太后的重压时，马新贻无可奈何，只得执行命令。与此同时，他还被安排了一项任务——调查太平天国圣库的下落。在太平天国被平定后，圣库中的财富成了各方势力的焦点，慈禧太后指示马新贻，暗中调查湘军的财物去向。

这一切，令马新贻倍感压力。与此同时，他的命运也因朝廷的一纸圣旨发生了转变——他被任命为两江总督，接替曾国藩的职位。这一任命，意味着马新贻将成为清朝最为重要的地方官员之一，然而，曾国藩的势力远比马新贻强大，朝廷此举无疑是在挑战曾国藩的权力。

当时的马新贻深知自己不能得罪曾国藩，但他又无法违抗慈禧太后的命令。最终，他毅然踏上了前往两江的路程，而这一任命将彻底改变他的一生。